有一次，赵顼和文彦博一起讨论变法之事。赵顼说：“更张法制，于士大夫诚多不悦，然与百姓何所不便？”文彦博说：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。”第二年，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——《与（王）介甫书》责难王安石“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，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”“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”“今介甫为政，尽变更祖宗旧法，先者后之，上者下之，右者左之，成者毁灭之，弃者取之，矻矻焉穷日力，继之以夜不得息”“今介甫为政，首建制置条例司，大讲财利之事，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，淮，欲尽夺商贾之利，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，使人愁痛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”“或所见小异，微言新令之便者，介甫辄艴然加怒，或诟骂以辱之，或言于上而逐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。明主宽容如此，而介甫拒谏乃尔，无乃不足于恕乎”。同时，司马光还列举了实施新法“侵官”“生事”“征利”“拒谏”“致怨”等种种弊端，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，恢复旧制。
王安石认真阅读完司马光的书信之后，写了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回复：“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，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”后来，他们二人因为变法的事闹得很不愉快，甚至到了决裂的地步。为了赌这一口气，司马光还跟皇帝提出辞职，理由是要隐居洛阳专心编纂《资治通鉴》一书。赵顼左右为难，但内心还是更倾向于王安石的变法，犹豫一番，最后还是选择同意司马光辞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