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论是把国族当作是一套自然的、由上帝赐予的，用来区分人群的方法，或是把国族看成是一个代代相承……的政治宿命，（这些看法）都是神话。真正的情形是：国族主义往往夺占了既存的文化，将它们转化成国族。［64］
许多研究国族及国族主义的学者也都持有相似看法，如霍布斯堡（E.J.Hobsbawm）特别强调国族塑造过程中虚构（invention）及社会工程等人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。［65］柯列（Linda Colley）在研究近代英国国族认同形成过程时，也得出一个类似“工具论”的结论：
对大不列颠的积极认同，并不是一项既定资源，而是学习的结果。而无论男女，只有在认为有利可图时，才会去学习它。［66］
克拉斯（James Kellas）指出，只有伴随着 18 世纪以来长期而激烈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变迁，西方各国的“人民”（people）才有可能被塑造成“国族”。尽管“国族”有着不容否认的“现代性”色彩，但是国族主义者对其自身国族的表述（representation）与宣示，却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渺远的过去。所谓“民族复兴”“唤醒国魂”等等激扬人心的口号，都是“国族塑造”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手段和策略。用安德森的话来说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