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曾国藩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态度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多次述及。他在北京做官的岁月里，跟外国人没有任何接触，也不了解外国人，但他觉得如果能把外国人拒之于国门之外，对国家便是一桩好事。761849年，当清廷需要考虑是否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时，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：“英夷在广东，今年复请入城。徐总督办理有方，外夷折服，竟不入城。从此永无夷祸，圣心嘉悦之至。”77在他开始领兵打仗之后，我们已经知道他对大炮是多么热心，意识到没有大炮会一事无成。我们注意到，后来他又感到了需要汽船和汽艇来扩大他的作战，当容闳建议在上海开设铁厂时，他表示欢迎，并给予热情的支持。他对来复枪的使用起初反对，后来才勉强同意，他对于将外国军队用于防御以外目的的态度，我们都已知晓。但我们也知道，他的想法在逐渐进化，使他在去世时想照外国的模式重建中国，成为中国最有远见、最大胆的政治家之一。
在行使对外政策方面，他早年对西方人的敌意随着事情不可避免的逻辑发展而改变了。他对西方人的力量与执著有所了解。1862年在给李鸿章的一封复信中，他就外交策略写道： “夷务本难措置，然根本不外孔子忠、信、笃、敬四字。78笃者，厚也。敬者，慎也。信，只不说假话耳，然却极难，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。今日说定之话，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。”79不久之后，他在另一书信中就同一看法稍稍展开议论，涉及使用外国军队的问题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