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才是张大千的心声。敦煌之行，说穿了无非是他的求名之术。三代以下，唯恐不好名，求名不是坏事，而况他是职业画家，名归则实至，求名是天经地义。至于“术”是达成目的之一种手段，抚绥百姓的牧民术是术，驾驭妇人的房中术也是术。“术”的本身，无善无恶，只有“无术”，变成不择手段，那才是坏事。
术在性质上无善恶，但层次上有高下。张大千的术，段数甚高，以敦煌之行做求名之术而言，脱胎于达摩九年面壁。梁武帝把达摩从广州接到金陵，话不投机，达摩渡江北去，打算到洛阳投元魏，经过嵩山少林寺，心血来潮，忽然不走了，面壁九年之久。试问九年之中干什么？一个念头要九年才想通，那不是禅宗的“顿悟”，同时也不成其为值得梁武帝东迎的高僧。九年面壁不必要想什么，只要熬过九年，自然成了莫测高深的名人。不但达摩本人，连他面壁的那块不黄不黑、凹凸不平的石头，都成了名物。乾隆三十六年，皇帝驾幸嵩山，要看“面壁石”，和尚特把它“请”到后殿西壁，并设供桌。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，将它形容得神乎其神：初看了无足异，五六尺外渐有人形，至一丈开外，“则俨然活达摩坐镜中矣。谛视腮边短髭，若有动意，与世所画，无纤毫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