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见，在中国史学上，“人恣而善蔽真”的弊病的存在，是无可讳言的。问题在于史学批评家们如何估量这一弊病，进而如何估量历代国史撰述。以明代史学而论，有人针对上述《明实录》中存在的问题，便认为明代“无史”[6]。还有人说：“有明一代，国史失诬，家史失谀，野史失臆，故以二百八十二年，总成一诬妄之世界。”[7]这样的批评，无疑是否定全部明代史学的成就，而首先否定《明实录》的史学价值，显然是片面的。史学批评中的这种片面认识，也反映在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有的“正史”的认识上。如李百药批评魏收“既缘史笔，多憾于人”，并渲染魏收时人攻击《魏书》为“秽史”的说法，对《魏书》采取否定的态度见。[8]萧颖士批评《史记》说：“仲尼作《春秋》，为百王不易法，而司马迁作本纪、书、表、世家、列传，叙事依违，失褒贬体，不足以训。”[9]叶适未曾深考纪传体史书的优点，也对《史记》“史法遂大变，不复古人之旧”[10]，颇多微词。像这样的一些批评，在方法论上都是有悖于辩证认识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