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拿康、梁、谭而言，除开梁在历史哲学、民主启蒙上相对要成熟一些外，康、谭二人，恐怕很难概括出其思想体系来，也没必要给他们编造出一个体系。在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之际，我们该做的也已经做了，再做，就是拔高，就要违反历史真实了。
因此，我们在这里，就很有必要对当时的真正的“师”——学者们的历史观辟一专章进行论述。可以说，这些人的史观要相对完整一些，也深刻一些。
例如，我们在这一部分关于史观发展的论述中提到，明末李蛰、黄宗羲等人的观点，甚至比清末龚自珍、魏源等启蒙思想家要走得更远一些。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、研究，也就可以得到更新的历史结论。我们完全可以说，李、黄两位的历史观，是植根于明中、末叶的经济、政治形势的，只有在经济、政治提供相当充分的思想材料之际，才有他们的史观产生，史观总是后于经济、政治现实的。可是为什么史观产生了，政治、经济又来了逆转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