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花间集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，很大程度上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，不那么下作和下流。同样，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，固然品格不高，趣味低下。但他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，对于满清的颟顸腐败，列强之压迫欺凌，世风之江河日下，百姓之民不聊生，这部抒愤懑的力作，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，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。
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，“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，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按香檀”（欧阳烱书序），沉浸在绮筵幽会、含情无语、绣屏灯斜、锦帷鸳被、暮雨朝云、旧欢新梦、晚逐香车、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，不过是闭着眼睛，背过脸去，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。
幸亏只是五十多年，要是牵延五百年，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。
到了北宋，欧阳修就说：“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弊”，也就是对追求绮丽，竞作香艳，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，正是这潮流，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、对于现实、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