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对于康有为原奏中提出的将各地民间报纸一律送官报局审查的建议，孙家鼐提出反驳，以为“人君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近代西方报馆林立，人人阅报，其报能上达于君主，亦不问可知。今时务报改为官报，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，尚恐见闻不广。现天津、上海、湖北、广东等地皆有报馆，建议政府谕令各省督抚饬各处报馆凡有出版，均应呈送督察院一份、大学堂一份，然后由督察院、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，无甚悖谬者，一律录呈御览，庶几收兼听则明，无偏听之弊。”
孙家鼐的建议虽然不合乎康有为的需要，但毕竟合情合理，于是当天就获得光绪皇帝的批准。
康有为的想法无法获得实现，与其在中央政府层面政治处境的日趋恶化有关，就连先前比较积极支持康有为的军机大臣廖寿恒，也在同僚及舆论的压力下发生转变。据康有为后来回忆：“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，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。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，甚至有谓为康狗者。”这势必对廖寿恒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，为了官场上的自我保护，廖寿恒只能选择与康有为等人逐步疏远的策略。他建议光绪皇帝关于《时务报》改官报的事情，应该由康有为找孙家鼐协商，似乎有意于将康归之为孙家鼐的部属。并且他建议今后凡有关报馆的事务均由管学大臣孙家鼐递折，先由军机大臣传旨与康有为，令康告知于孙。这种种推托的唯一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与康有为等人拉开距离，实际上只是政治场上的一种自我保护而已。